本文是来自一名已辞职的三甲医生亲述。接下来他将向医院中不为人知的“黑暗、隐性的东西”。
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，离开手术台。
在辞职之前，王森身心俱疲。他粗略统计，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多台，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。但当王森医院相遇，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。
“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，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但重要的是，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”
出生于年的王森，做了整整十年医生。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，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，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。从实习医生、住院医师开始，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，晋升为主治医生，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，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，一帆风顺。
可是他却放弃了。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，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“黑暗的、隐性的东西”。
“大家都觉得，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，挂个号这么难，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，这么多矛盾……”王森告诉记者，是因为“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。”
01“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。”
医术本应是“精益求精”，现在却是“多多益善”。对于王森来说，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，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*指令消磨掉。
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很有热情的，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，自己从开刀、切皮，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，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，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。那时，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，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，经常一起吃个饭，学习一些新技术。”
“后来，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，强调平均住院日，要提高手术效率。平均住院日，就像吃饭的‘翻台’一样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，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。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，比如院长、主任，周转率高了，平均住院日缩短了，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，他们会很有面子。”
“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？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%。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，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%。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，就扣除奖金。这样的结果就是，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，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。”
以前一天做两、三台手术，后来增加到一天五、六台手术，甚至七、八台，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。没有人反抗，大家都逆来顺受，随波逐流。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，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，你觉得忍受不了，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，你要继续忍受。”
02“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，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。”
在中国，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，通常需要七至八年，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。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。
“做医生，基本上‘五年一个台阶’。医学院毕业生，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，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，然后是主任医师。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，职称就基本到头了。”
“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。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（人民币），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。剩下的都是靠奖金，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、手术的提成，按照比例分配。”
“医院科室，刚毕业的‘小大夫’（指年轻医生），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，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。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，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。副主任、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、四万。基本上，（这三、四万）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。”
“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‘大牛’（指权威医生），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，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。”
“你想想，一个属于全国顶尖、‘TopTen’（前十名）的大夫，算上奖金，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。”
“现在手术收费是年定的，没变过。”（说明：年北京地区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中对部分手术收费进行了调整）
王森指出，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；现行的医疗收费，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，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。
04“手术费三千多元，我作为主刀工作了五六个小时，才挣了一百多块钱。”
“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，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，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%。例如，一个癌症切除手术，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，需要四至五位大夫、两个护士、两个麻醉师，大约八个人。手术费是三千多元，其中约7%（约两、三百元）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。我作为主刀，我拿这7%的提成中的一半，一百多块钱——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，才挣了一百多块钱。下面的主治大夫、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，住院医生、实习大夫拿的更少，他们拿这个7%里面的3%左右，也就是几块钱。”
“并且，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0%，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。”
“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‘单病种’管理（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，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，业内俗称‘一价包治好’）。单病种有好处，也有不好，得区别对待。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，不管病人长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，无论疑难程度多大，就是块钱。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块钱，医院只好掏钱。医院赔钱做手术了。”
05“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，那就是灰色收入”
“*策是“死”的，人是活的，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，那就是灰色收入了。”
在中国，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、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“灰色收入”，增加个人收益。有一些“灰色收入”游走在法律的边缘，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，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但医院中屡见不鲜。
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，还与从事的领域、工作的科室，以及医德紧密相关。
“有一些是‘正常’的灰色收入，比如去讲学，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；有一些是‘擦边’的，就是走穴，比如医生外出会诊，医院做手术。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。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，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，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。”
“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，药品和器械的回扣。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，患者骨折了，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，或者一个钢板，都是有回扣的。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，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。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？一千万。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，售价是5万元，（医疗器械厂家）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。”
“回扣要分科室。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？因为确实很挣钱。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。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，没有什么耗材，有的也是‘小钱儿’，放一个止血的、防黏连的器械，一次可以提几百块、一千块的回扣。”
“还有药品和检查，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，但在恢复阶段，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，来提高收费。”
“医院，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。个别的医生比较贪，爱收红包，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。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，红包就是把柄。”
06“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”
在中国，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。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，理应有好的结果；一旦不如意，就会产生医疗纠纷。
患者作为“弱者”，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。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，也通常会以“息事宁人”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。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。在中国，很多病患及医院，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。
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，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，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，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。办公室内没有电脑、椅子和茶几，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“武器”来袭击。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表示，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，因为有一次，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。
“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（患者）告医院，或多或少（医院）都会给点钱的。”
王森也陷入过纠纷：“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。年，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，是卵巢囊肿，她肚子疼，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。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，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，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。手术时，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。”
“因为是急诊病人，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，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，发现了还有小包块，就开始闹别扭。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，要赔偿，要26万。”
“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，25万是精神损失费。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，整天抑郁，找不到工作，男朋友因此分手，等等。”
“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。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，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，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，但是没办法，穷嘛，就想讹点钱。”
“因为这件事，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。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。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，只是为了息事宁人……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（患者）告医院，或多或少（医院）都会给点钱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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